《我討厭韓國》爆火:韓國人又拍抹黑自己的電影? （Loading...）
資訊 三聯生活周刊 2023-10-02
正值青春年華的桂娜出生在韓國首爾，畢業於韓國首屈一指的藝術類院校弘益大學，畢業后在首爾一家金融公司工作，有一個感情穩定的男朋友。這履歷聽起來算得上一帆風順吧？但桂娜卻經常暗自琢磨：「還不如直接去死呢。」她時刻在心裡盤算著要離開韓國。
桂娜是小說《我討厭韓國》（又名《走出韓國》）的主人公，小說出版於2015年，由這本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於10月4日作為釜山電影節開幕片首映。消息一出，著實吸引了不少眼球。
一向擅長往祖國臉上「抹黑」的韓國影視圈，這次乾脆堂而皇之地將這種不滿打在片名上，並將在其官方電影節上隆重亮相。無論是韓國官方還是韓國民眾，對文藝作品的開放程度再次刷新了外界的認知。
《我討厭韓國》海報
小說的作者張康明是韓國人，記者出身，書中許多素材來自他對韓裔移民的採訪，其內容的真實性幾乎蓋過了藝術性，也有人稱其為報告文學。客觀來講，作為小說它有些乏善可陳，但作為一個話題，它切實擊中了許多人的心坎，一度成為韓國的暢銷書。許多韓國人心知肚明的社會問題，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。
小說開篇便出現一段桂娜的內心獨白：「你問我為什麼要離開韓國？簡單說就是『因為討厭韓國』，說長點就是『不想在韓國生活了』。」桂娜的內心充滿了挫敗感，覺得自己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，「就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。」她自比為非洲草原上的瞪羚，每次獅子一來，就成了落單的瞪羚，因為不想坐以待斃，只能拚命逃離韓國。
擊垮桂娜心理防線的，是生活中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，比如上下班的路程。「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2號線從阿峴站出發，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？如果經歷過，你就會切身體會到，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，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。」艱難的生活練就了桂娜吐槽時犀利的口才：「那些號召女人多生孩子的人，應該在早晨上班高峰時間去搭乘地鐵2號線試試，來回坐幾次，就不會嚷嚷什麼出生率過低的屁話了。可惜整天把低出生率掛在嘴邊的人，並不用坐地鐵。」
每天如此辛苦上班的桂娜，乾的卻不是什麼如意的工作。桂娜的公司經營綜合金融服務，她供職於信用卡部的信用管理核准中心，如果有人要進行高額度結算，核准中心就會決定要不要給他結算。每當交易無法進行時，卡主就會打電話來投訴，應對這種電話很是痛苦。桂娜不喜歡這份工作，沒什麼技術含量，也不可能升職，薪酬還低。她在這裡工作了三年多，每天都想著離開。
桂娜雖然出生在首爾，但家裡條件並不好，用她的話說就是「沒有半點家底等著我去繼承」。男友家人嫌棄她的出身，令這段感情看不到未來。父親是大廈保安，家裡三個姐妹，姐姐在咖啡廳打工，妹妹無所事事。從小到大，她都是和姐姐、妹妹同住一個房間，從來沒有擁有過自己的獨立空間。有時候她寧願去上晚班，這樣白天就可以一個人在家睡家了。家裡房子很老，每年一到冬天，父親就用厚塑料布把窗戶封起來，但冷空氣還是會鑽進來。無論地暖開多大，房間都不暖和，凍得人直打哆嗦。
這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桂娜強烈的危機意識，使她年紀輕輕就開始操心養老問題。她一度計劃50歲以後退休，去濟州島度過餘生，用一輩子的積蓄買一間舊公寓。理由是越晚退休越費錢，人上了年紀后，身體各部分都開始出現問題，要去醫院看病。「反正我已經想好了，最後肯定選擇自殺。我可不敢想象，自己一直活到90歲、100歲，到時候顫顫巍巍的，站都站不穩。」桂娜說。
從小到大身邊許多人的經歷，桂娜看在眼裡，越發不敢對生活抱有希望。小時候，阿峴市場很熱鬧，人們都說只要去那做幾年生意，都會變成有錢人。可是桂娜發現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市場里賣甜甜圈的奶奶並沒有變有錢。於是她想，韓國雖然成了發達國家，首爾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「可有些地方、有些人，依然和原來一樣，沒有一點改善。我就這樣待在這裡，沒人能保證我的明天會比今天更好。」
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，桂娜漸漸意識到，自己的痛苦不是個人能解決的，而是被一種牢不可破的系統支配著。很多年裡，她一直過得渾渾噩噩，直到聽到一首歌。那首歌在現實中是有原型的，由韓國歌手Turtle Man演唱的《Bingo》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搜索。歌詞其實充滿正能量：「我熱愛腳下的土地，從未想過移民。」但桂娜卻聽得有些生氣，「每個人都覺得活在這個國家很累，心裡暗暗盤算著移民，可是又不想承認，於是用這首歌來催眠自己。」可是話說回來，為什麼不可以移民呢？那一瞬間，桂娜腦子裡冒出這個念頭。很快，她決定不去濟州島了，而是移民去澳大利亞。
《我討厭韓國》的故事沒有太多跌宕起伏，小說情節完全談不上引人入勝。主人公出國前後的生活都平淡如水，無非是描述移民念頭的產生和執行，寫成新聞特稿都不夠特別。但正是這種「普通」讓她看起來異常真實，無論是她的困境，還是她的掙扎，都像極了一個生活中的普通人，沒有大起大落的驚心動魄，有的只是小刀割肉的悲涼與刺痛，很符合生活流作品的特點。
近年來，韓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，在越來越多的現實題材作品中有所體現。電影《寄生蟲》對韓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揭示掀起了廣泛的探討；《我的解放日誌》對城市打工族的疲憊進行了細膩呈現；韓劇《天空之城》對中產家庭的教育焦慮也有深入展現。
《天空之城》劇照
韓國文藝作品的敏感與其社會環境的高壓密不可分。根據韓國統計廳的最新調查，2022年韓國資產上游20%家庭和下游20%家庭之間的差距創歷史新高，第一檔家庭的平均資產為16.5457億韓元（873.3萬元），相當於第五檔家庭平均資產2584萬韓元（13.6萬元）的64倍。殘酷社會競爭導致的教育內卷，在韓國也貫徹地相當徹底，學生能否考入SKY大學（首爾大學、延世大學和高麗大學），直接決定了他們的未來，而這部分人只有2%。嚴峻的社會壓力直接反映到了生育率上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《2022年世界人口狀況》顯示，韓國總和生育率已連續三年全球墊底，2022年這一數據為0.78。
結合這些社會現實去看《我討厭韓國》，會令人忘記它是本小說，其對生活細節和人物內心的真實呈現，足以跨越情節和文筆勾起讀者的共鳴。作者經常會通過一些並不重要的情節來闡釋對事物的看法，對抒發觀點的重視甚至超過了塑造人物，可見其書寫動機多大程度上是由對議題的關注推動的。
在書中，作者經常借人物之口來諷刺韓國人。桂娜在澳洲交往的男友瑞奇是印度尼西亞人，他曾經在桂娜面前數落韓國留學生：「對韓國人來說，最上等的是澳洲人和西方人，之後是日本人和韓國人，再之後是中國人，最後是南亞人。可是在澳洲人和西方人眼裡，咱們全是東方人，他們根本分不清哪個國家是哪個國家。」當然，對韓國最狠的批判，還得交給「犀利姐」桂娜：「我的祖國只愛她自己，愛大韓民國本身，所以她只愛惜那些為她爭光的國民。比如金妍兒，比如三星電子。」
可以想象，改編成電影后，這本書里有多少觀點可以作為「金句」流傳，作為觀眾的「嘴替」讓人過把癮。不得不說，這已經成為一種現實題材走捷徑的方式。比如作者在書中將幸福劃分為兩種，「資產式幸福」和「現金流式幸福」。前者是指幸福來自對某些事的成就感，這種成就感會一直留存在心裡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供人支取，勤勞工作和攢錢買房就屬於此類。後者是指幸福資產幾乎不產生任何利息，所以必須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式的幸福，靠每個瞬間活著，桂娜想要的幸福便是此類。
對整個故事來說，桂娜出國后的生活到底有沒有變好？恐怕是讀者最關心的問題。小說通過一系列細節堆疊起桂娜的變化，其中許多來自日常生活中的體驗感。
《寄生蟲》劇照
到了澳洲，桂娜報了一所語言學校學英語，為拿綠卡做準備，同時在餐廳打工。漂泊在異鄉的日子當然不容易，她租的房子由車庫改造而成，15平米大小，裡面只有書桌和床。因為英文很差，她只能做廚房雜工，連最低時薪都沒達到，只能拿8美元。但她依然一點點喜歡上了澳洲，也在對比中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更清晰的認知。澳洲地廣人稀，道路寬闊，陽光燦爛，與首爾的陰冷、擁擠截然不同。走在悉尼的街頭，亂穿馬路差點被車撞死，司機沒有罵她，而是一個勁兒地問她「還好嗎？」人們都很平和。她在澳洲結識的朋友，都活得瀟洒不羈，人生主要的任務是吃喝玩樂，而她在韓國的閨蜜們，則在十年如一日地抱怨工作和婆婆。
更重要的是，桂娜開始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自由的選擇。在澳洲，白領和藍領的收入與社會地位不相上下，沒人爭著去坐辦公室，反倒認為干體力活也不錯。桂娜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同胞載仁便是如此，他一開始是為了學會計，後來發現對會計不感興趣，便改學了廚師。做廚師不需要碩士文憑，只需要在烹飪學校接受不少於900個小時的培訓，再實習一年，就有資格申請綠卡了。
當然，澳洲綠卡也有許多務實的好處，桂娜對此如數家珍。有了綠卡，就算不工作，也可以按月領失業保險金；得了大病，國家負責全部醫藥費；第一次買房，可以拿到2萬澳元左右的補貼；大學生子女每年能得到幾萬澳元的學費補助。
而另一方面，桂娜對韓國的恐懼並未消失，甚至進一步強化了。來到澳大利亞幾年後，桂娜聽到《Bingo》原唱歌手Turtle Man心肌梗塞猝死的消息。死之前他的生活已經很窘困，因為經營公司不善而債台高築，無錢支付高昂的醫藥費。與此同時，桂娜以前工作的金融公司也暴雷了，信用卡部門取消，一位員工自殺。桂娜想：「如果我依然留在韓國，能否抗拒這個命運的齒輪？恐怕不能。」
拿到澳大利亞綠卡后，桂娜曾經因為感情考慮回到韓國，最終還是放棄了。那次嘗試，讓她意識到，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與前男友志明短暫複合期間，桂娜回到韓國與他同居，同時嘗試找過工作，但找了幾輪都顆粒無收。想將注意力轉移到生活，也同樣無望。桂娜理想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貴，而是可以買到便宜的食材和酒水，住在溫暖有陽光的地方，身邊的人都愛笑，每月都能看看話劇、約約會。但這些男友都無法給她，他在電視台做記者，每天下班回到家已經是凌晨，經常忙到沒有休息日。一次，桂娜問志明：「你難道一輩子都要加夜班嗎？」志明回答：「所有人都這麼活著。」桂娜反駁道：「澳大利亞可不這樣。」於是，她決定第二次跟志明分手。
分手后，桂娜徹底決定待在澳洲，爭取拿到國籍。這次她的決心更堅定了，因為積極的念頭比消極的念頭有更強大的力量：「我這次去澳大利亞，不是因為討厭韓國，而是因為要變得更幸福。」
現實中，許多韓國人和桂娜一樣，選擇通過移民來改變命運。2016年，韓國媒體公布的一項移民調查顯示，78.6%的受訪者有移民傾向，移民理由靠前的幾位是：工作環境惡劣；收入不平等問題嚴重；對退休生活的不安。另一方面，許多年輕人正在逃離以首爾為主的大城市，選擇返鄉務農，韓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20年以來，有近50萬韓國人遷移到農場和農村地區，同比增長7%，其中二三十歲的青年佔一半。
種種人口流動跡象都表明，韓國人已對故土失去希望。現實主義作品的流行，不過是呼應當下人們最關心的話題。
桂娜是小說《我討厭韓國》（又名《走出韓國》）的主人公，小說出版於2015年，由這本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將於10月4日作為釜山電影節開幕片首映。消息一出，著實吸引了不少眼球。
一向擅長往祖國臉上「抹黑」的韓國影視圈，這次乾脆堂而皇之地將這種不滿打在片名上，並將在其官方電影節上隆重亮相。無論是韓國官方還是韓國民眾，對文藝作品的開放程度再次刷新了外界的認知。
《我討厭韓國》海報
小說的作者張康明是韓國人，記者出身，書中許多素材來自他對韓裔移民的採訪，其內容的真實性幾乎蓋過了藝術性，也有人稱其為報告文學。客觀來講，作為小說它有些乏善可陳，但作為一個話題，它切實擊中了許多人的心坎，一度成為韓國的暢銷書。許多韓國人心知肚明的社會問題，在小說中都有所體現。
小說開篇便出現一段桂娜的內心獨白：「你問我為什麼要離開韓國？簡單說就是『因為討厭韓國』，說長點就是『不想在韓國生活了』。」桂娜的內心充滿了挫敗感，覺得自己是個沒有競爭力的人，「就像一個應該滅絕的物種。」她自比為非洲草原上的瞪羚，每次獅子一來，就成了落單的瞪羚，因為不想坐以待斃，只能拚命逃離韓國。
擊垮桂娜心理防線的，是生活中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問題，比如上下班的路程。「你曾經在早上搭乘地鐵2號線從阿峴站出發，經新道林站轉車到驛三站嗎？如果經歷過，你就會切身體會到，別管什麼人性還是尊嚴，在生存問題面前全都是擺設。」艱難的生活練就了桂娜吐槽時犀利的口才：「那些號召女人多生孩子的人，應該在早晨上班高峰時間去搭乘地鐵2號線試試，來回坐幾次，就不會嚷嚷什麼出生率過低的屁話了。可惜整天把低出生率掛在嘴邊的人，並不用坐地鐵。」
每天如此辛苦上班的桂娜，乾的卻不是什麼如意的工作。桂娜的公司經營綜合金融服務，她供職於信用卡部的信用管理核准中心，如果有人要進行高額度結算，核准中心就會決定要不要給他結算。每當交易無法進行時，卡主就會打電話來投訴，應對這種電話很是痛苦。桂娜不喜歡這份工作，沒什麼技術含量，也不可能升職，薪酬還低。她在這裡工作了三年多，每天都想著離開。
桂娜雖然出生在首爾，但家裡條件並不好，用她的話說就是「沒有半點家底等著我去繼承」。男友家人嫌棄她的出身，令這段感情看不到未來。父親是大廈保安，家裡三個姐妹，姐姐在咖啡廳打工，妹妹無所事事。從小到大，她都是和姐姐、妹妹同住一個房間，從來沒有擁有過自己的獨立空間。有時候她寧願去上晚班，這樣白天就可以一個人在家睡家了。家裡房子很老，每年一到冬天，父親就用厚塑料布把窗戶封起來，但冷空氣還是會鑽進來。無論地暖開多大，房間都不暖和，凍得人直打哆嗦。
這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桂娜強烈的危機意識，使她年紀輕輕就開始操心養老問題。她一度計劃50歲以後退休，去濟州島度過餘生，用一輩子的積蓄買一間舊公寓。理由是越晚退休越費錢，人上了年紀后，身體各部分都開始出現問題，要去醫院看病。「反正我已經想好了，最後肯定選擇自殺。我可不敢想象，自己一直活到90歲、100歲，到時候顫顫巍巍的，站都站不穩。」桂娜說。
從小到大身邊許多人的經歷，桂娜看在眼裡，越發不敢對生活抱有希望。小時候，阿峴市場很熱鬧，人們都說只要去那做幾年生意，都會變成有錢人。可是桂娜發現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市場里賣甜甜圈的奶奶並沒有變有錢。於是她想，韓國雖然成了發達國家，首爾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「可有些地方、有些人，依然和原來一樣，沒有一點改善。我就這樣待在這裡，沒人能保證我的明天會比今天更好。」
隨著年齡和見識的增長，桂娜漸漸意識到，自己的痛苦不是個人能解決的，而是被一種牢不可破的系統支配著。很多年裡，她一直過得渾渾噩噩，直到聽到一首歌。那首歌在現實中是有原型的，由韓國歌手Turtle Man演唱的《Bingo》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搜索。歌詞其實充滿正能量：「我熱愛腳下的土地，從未想過移民。」但桂娜卻聽得有些生氣，「每個人都覺得活在這個國家很累，心裡暗暗盤算著移民，可是又不想承認，於是用這首歌來催眠自己。」可是話說回來，為什麼不可以移民呢？那一瞬間，桂娜腦子裡冒出這個念頭。很快，她決定不去濟州島了，而是移民去澳大利亞。
《我討厭韓國》的故事沒有太多跌宕起伏，小說情節完全談不上引人入勝。主人公出國前後的生活都平淡如水，無非是描述移民念頭的產生和執行，寫成新聞特稿都不夠特別。但正是這種「普通」讓她看起來異常真實，無論是她的困境，還是她的掙扎，都像極了一個生活中的普通人，沒有大起大落的驚心動魄，有的只是小刀割肉的悲涼與刺痛，很符合生活流作品的特點。
近年來，韓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，在越來越多的現實題材作品中有所體現。電影《寄生蟲》對韓國社會貧富差距的揭示掀起了廣泛的探討；《我的解放日誌》對城市打工族的疲憊進行了細膩呈現；韓劇《天空之城》對中產家庭的教育焦慮也有深入展現。
《天空之城》劇照
韓國文藝作品的敏感與其社會環境的高壓密不可分。根據韓國統計廳的最新調查，2022年韓國資產上游20%家庭和下游20%家庭之間的差距創歷史新高，第一檔家庭的平均資產為16.5457億韓元（873.3萬元），相當於第五檔家庭平均資產2584萬韓元（13.6萬元）的64倍。殘酷社會競爭導致的教育內卷，在韓國也貫徹地相當徹底，學生能否考入SKY大學（首爾大學、延世大學和高麗大學），直接決定了他們的未來，而這部分人只有2%。嚴峻的社會壓力直接反映到了生育率上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發布的《2022年世界人口狀況》顯示，韓國總和生育率已連續三年全球墊底，2022年這一數據為0.78。
結合這些社會現實去看《我討厭韓國》，會令人忘記它是本小說，其對生活細節和人物內心的真實呈現，足以跨越情節和文筆勾起讀者的共鳴。作者經常會通過一些並不重要的情節來闡釋對事物的看法，對抒發觀點的重視甚至超過了塑造人物，可見其書寫動機多大程度上是由對議題的關注推動的。
在書中，作者經常借人物之口來諷刺韓國人。桂娜在澳洲交往的男友瑞奇是印度尼西亞人，他曾經在桂娜面前數落韓國留學生：「對韓國人來說，最上等的是澳洲人和西方人，之後是日本人和韓國人，再之後是中國人，最後是南亞人。可是在澳洲人和西方人眼裡，咱們全是東方人，他們根本分不清哪個國家是哪個國家。」當然，對韓國最狠的批判，還得交給「犀利姐」桂娜：「我的祖國只愛她自己，愛大韓民國本身，所以她只愛惜那些為她爭光的國民。比如金妍兒，比如三星電子。」
可以想象，改編成電影后，這本書里有多少觀點可以作為「金句」流傳，作為觀眾的「嘴替」讓人過把癮。不得不說，這已經成為一種現實題材走捷徑的方式。比如作者在書中將幸福劃分為兩種，「資產式幸福」和「現金流式幸福」。前者是指幸福來自對某些事的成就感，這種成就感會一直留存在心裡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供人支取，勤勞工作和攢錢買房就屬於此類。後者是指幸福資產幾乎不產生任何利息，所以必須創造更多的現金流式的幸福，靠每個瞬間活著，桂娜想要的幸福便是此類。
對整個故事來說，桂娜出國后的生活到底有沒有變好？恐怕是讀者最關心的問題。小說通過一系列細節堆疊起桂娜的變化，其中許多來自日常生活中的體驗感。
《寄生蟲》劇照
到了澳洲，桂娜報了一所語言學校學英語，為拿綠卡做準備，同時在餐廳打工。漂泊在異鄉的日子當然不容易，她租的房子由車庫改造而成，15平米大小，裡面只有書桌和床。因為英文很差，她只能做廚房雜工，連最低時薪都沒達到，只能拿8美元。但她依然一點點喜歡上了澳洲，也在對比中對自己的處境有了更清晰的認知。澳洲地廣人稀，道路寬闊，陽光燦爛，與首爾的陰冷、擁擠截然不同。走在悉尼的街頭，亂穿馬路差點被車撞死，司機沒有罵她，而是一個勁兒地問她「還好嗎？」人們都很平和。她在澳洲結識的朋友，都活得瀟洒不羈，人生主要的任務是吃喝玩樂，而她在韓國的閨蜜們，則在十年如一日地抱怨工作和婆婆。
更重要的是，桂娜開始意識到生活充滿了自由的選擇。在澳洲，白領和藍領的收入與社會地位不相上下，沒人爭著去坐辦公室，反倒認為干體力活也不錯。桂娜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同胞載仁便是如此，他一開始是為了學會計，後來發現對會計不感興趣，便改學了廚師。做廚師不需要碩士文憑，只需要在烹飪學校接受不少於900個小時的培訓，再實習一年，就有資格申請綠卡了。
當然，澳洲綠卡也有許多務實的好處，桂娜對此如數家珍。有了綠卡，就算不工作，也可以按月領失業保險金；得了大病，國家負責全部醫藥費；第一次買房，可以拿到2萬澳元左右的補貼；大學生子女每年能得到幾萬澳元的學費補助。
而另一方面，桂娜對韓國的恐懼並未消失，甚至進一步強化了。來到澳大利亞幾年後，桂娜聽到《Bingo》原唱歌手Turtle Man心肌梗塞猝死的消息。死之前他的生活已經很窘困，因為經營公司不善而債台高築，無錢支付高昂的醫藥費。與此同時，桂娜以前工作的金融公司也暴雷了，信用卡部門取消，一位員工自殺。桂娜想：「如果我依然留在韓國，能否抗拒這個命運的齒輪？恐怕不能。」
拿到澳大利亞綠卡后，桂娜曾經因為感情考慮回到韓國，最終還是放棄了。那次嘗試，讓她意識到，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與前男友志明短暫複合期間，桂娜回到韓國與他同居，同時嘗試找過工作，但找了幾輪都顆粒無收。想將注意力轉移到生活，也同樣無望。桂娜理想的生活不是大富大貴，而是可以買到便宜的食材和酒水，住在溫暖有陽光的地方，身邊的人都愛笑，每月都能看看話劇、約約會。但這些男友都無法給她，他在電視台做記者，每天下班回到家已經是凌晨，經常忙到沒有休息日。一次，桂娜問志明：「你難道一輩子都要加夜班嗎？」志明回答：「所有人都這麼活著。」桂娜反駁道：「澳大利亞可不這樣。」於是，她決定第二次跟志明分手。
分手后，桂娜徹底決定待在澳洲，爭取拿到國籍。這次她的決心更堅定了，因為積極的念頭比消極的念頭有更強大的力量：「我這次去澳大利亞，不是因為討厭韓國，而是因為要變得更幸福。」
現實中，許多韓國人和桂娜一樣，選擇通過移民來改變命運。2016年，韓國媒體公布的一項移民調查顯示，78.6%的受訪者有移民傾向，移民理由靠前的幾位是：工作環境惡劣；收入不平等問題嚴重；對退休生活的不安。另一方面，許多年輕人正在逃離以首爾為主的大城市，選擇返鄉務農，韓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，2020年以來，有近50萬韓國人遷移到農場和農村地區，同比增長7%，其中二三十歲的青年佔一半。
種種人口流動跡象都表明，韓國人已對故土失去希望。現實主義作品的流行，不過是呼應當下人們最關心的話題。